郎咸平先生在深圳演讲提出,房价上涨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的结果,无法解决中国经济两大顽疾:产能过剩与居民消费不足。因此,他将房价上涨视作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。

  从长期来看,郎咸平先生的逻辑没错。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,出现结构性泡沫,使资金在大宗商品、资本市场、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,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。从短期来看,郎咸平先生的结论有些吹毛求疵,在经济下滑出现不可控风险时——失业率上升到预期的两倍以上、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业折损过半——政府重拾房地产与汽车消费是不得不然的救急之举。随着一季度房地产与汽车消费的回暖,相关的钢材、水泥、装修、家电、成品油等销售额有所稳定,这对于上下游50个以上的相关产业都是福音。

  也许这样的结论会被人指责是左右逢源的蝙蝠,但客观的态度是如此,每个经济政策都应该取得长期与短期效果的平衡。经济急速下行期犹如人的大动脉被割开,此时每个大夫所能做的件事是止血,而后是输血。房地产既是主要的出血口也是主要的输血口,因此政府拿房地产作为切入点顺理成章。

  在去年四季度房价节节下挫、房地产开发投资冻结时,各方心急如焚:一忧内需不振导致相关产业下挫,二忧房地产投资不足导致民间投资下降,政府投资独木难支,三忧房地产市场下挫引发银行坏帐率升高的连锁反应,四忧政府财税收入下降过快影响公共产品提供。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看,所有这些担忧全都不是空穴来风。

  反观美国同样如此,虽然源自于房地产泡沫的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,但是,为了让经济复苏,美国政府花大力气提振房地产市场的信心,除了挽救金融机构以外,降息保全房地产抵押品、降低存量房空置率与提升新屋开工数是重中之重。

  短期的救急之举必须有长期的考量。为什么我国房地产市场动不动需要救急,为什么我国经济动不动需要宏观调控?在上一轮经济景气周期时,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直到2008年年初,政府财政收入以30%以上的速度增长,那时为什么没有能够落实公益型住房政策?在经济决策体制中是否出现了强大的力量,阻击我们对市场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决策?

 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,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,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,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进一步拉大。

  始于2004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,出台的政策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,央行每次小幅加息都被视作通胀的信号,地方政府高价拍地乐此不疲,房地产因此更有上涨动力。那时真正有效的灭火之举是启动大规模的公益型住房建设,政府可以因此成为房地产市场大的空头方,扑灭房地产市场的大火,同时也可以解决房地产市场抑制内需的经济顽疾,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卸下大的炸药包。

  很可惜,直到2008年四季度,经济下行趋势明显,有关部门才在抢救房地产市场的同时,实质启动保障性住房战略。2008年12月17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措施,二套房贷松绑、营业税扩大减免范围、提供房地产并购重组金融服务等市场期待已久的政策赫然在列,还包括3年解决1000万户低收入和棚户区居民住房;允许住房公积金闲置资金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;加大部分开发项目的信贷支持;以及取消城市房地产税等。

  按照逆周期调控的规律,经济急速下行期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启动保障型住房,而是降息、增加贷款,帮助企业度过危机。但政府在降税做多房地产市场的同时,以保障性住房充当了房地产市场的大空头。到目前为止,有关部门在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基本上是火上加油、雪中减炭的工作。

  我们不能说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是错误的,但我们能够说,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判断基本是错误的。

  为今之计,为了提振内需,政府有沿着公益性与商品住房平衡的道路走下去,这样才能在长远收到提振内需、改善结构之效,而不能因为短期压力,再次将公益性住房抛诸脑后。

  注:坚持观点,要发展保障型住房,但反对经济适用房。目前的体制多发展经济适用房是让政府部门和国企、与政府相关的机构多占地,多建房,大家买单。